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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亿元人民币,这座史诗般宏大的工程终于落成。
哪怕是在人类想象力高度发达的21世纪,三峡大坝的壮阔依旧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时至今日,三峡大坝运行已有17年之久,在这江水与岁月同流的17年里,它如同一个茕茕孑立的巨人,依旧守望着这片沃土。
三峡大坝因何而建?它的寿命还有多久?当初的工程投资是否回本?这一切还得从三峡大坝理念的提出说起。
1918年,根据宜昌上游的水利情况,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写道:“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
而孙中山对于三峡大坝的用途设想并不止于航运,因为他曾在黄河治理问题上提出:“水决堤溃,数百万生灵、数十万万财货为之破弃净尽。旷古以来,中国政治家靡不引为深患者。”
孙中山认为,哪怕建造大坝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项工程也势在必行,因为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及千秋”的民生工程。
作为不折不扣的实干派,孙中山于该理念提出的第二年,便请来了英国工程师波韦尔到长江进行实地考察。
本着工程师的专业精神,波韦尔向孙中山提交了一份开发意见,表示倘若在三峡建坝,不仅有利于航运,还能用于发电,发电量可达3000多万马力,比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电量都大得多。
这一数据令孙中山先生十分惊喜,后来在广州国民政府期间,孙中山常常在演讲中说到这件事,孙中山先生深知,自己有生之年或许没机会见到三峡大坝拔地而起,只能将愿望寄托给下一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但他对于三峡大坝的执念以及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渴求,却如同火种在世间传递下去。
时间来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同样提出对于三峡水利工程的构想,而且相较于孙中山先生,毛主席建设三峡大坝的愿望更加迫切。
因为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仅仅在建国前后不到六年的时间里,毛主席便两度直面来自长江洪水的威胁。
1949年夏季,正值渡江战役期间,长江突发洪水,从云贵川至下游苏赣皖在内的沿江10省均受到程度不一的洪涝灾害,光是湖北一省便有两千多万亩农田受灾,灾民约250万人。
而在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据不完全统计,有4755万亩农田被淹没,灾民近2000万人,死于洪灾的百姓多达3万余人,各地铁路也因洪灾陷入瘫痪,一百多天不能通行。
惨痛的经历使得毛主席在长江全民水政治问题上更加急迫,建国后毛主席多次前往武汉考察,并在1956年畅游长江时写下《水调歌头·游泳》。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光是这一句,就体现了毛主席对于三峡工程的设想,以及试图改造自然的冲天豪气。
只可惜与孙中山先生一样,囿于薄弱的经济基础,直到逝世,毛主席都没能等到三峡工程真正开始启动,而建设三峡大坝的重任,也就落到了同志肩上。
相比于孙中山先生和毛主席,邓公在考虑三峡工程时,还一定得面临电力短缺的问题。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我国便深受电力短缺的困扰,这无疑制约了我们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
1978年邓公开启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快速地发展阶段,电力需求与日俱增,解决电力问题迫在眉睫。
于是,自八十年代起三峡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不过工程前准备工作的复杂程度远超于所有人想象,甚至比施工全套工艺流程遇到的阻力更令人忍不住知难而退。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复杂的一项工程,三峡工程刚一问世便举世瞩目,我国这边刚组织其专家学者讨论方案,国外居然也在同步讨论该方案的可行性,当时对于三峡工程的研究,甚至足够汇集成书出版。
而中央对于这项工程,也采取取“积极而又十分慎重的态度”,严谨性不亚于打一场大规模战争。
这场争论的主战场集中在两大方面,即有没有能力建成和建成后能带来多大收益。
首先在能不能问题上,主流的意见认为当时的国力已经允许支撑这项宏大工程,专家组也给出了是合理的的实施工程的方案,各项技术基本成熟,修建水坝需要的人才和经验齐全。
之所以迟迟无法开工,是因为缺乏作出决策的魄力,如果继续就工程是否应该启动而论证下去,工程也将无限期延长,对于国家电力发展、通航规划等每个方面都将造成损失。
不过当时仍有部分人认为,三峡大坝的建设周期太长,建设过程中还会对周边生态环境、社会生活产生不良影响,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三峡工程可完全等到国家更加富足后再开启,可以将资源优先投入到效益更好的项目。
就在两派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时,同志站了出来,作出了这个魄力十足的决策。
1980年7月,视察葛洲坝期间,特地了解了三峡工程的施工细节,随后邓公在当地谈话时说道:“洪水淹到哪里,哪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修建三峡工程,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很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峡不好。”
邓公这番话为三峡工程上马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自此有关三峡工程的工作进度迅速推进。
从最根本的防洪层面考虑,当时认为,三峡大坝的建成能最大限度限制洪水泛滥,极大减轻长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胁,如1954年特大洪水那样的天灾也就不可能再重演。
而在发电问题上,经过工程组当地考验查证后得出结论,三峡水库的发电装机容量巨大,一旦水库建成机组运转后,所创造的收益很快就能收回建设成本。
而且三峡大坝的地理位置居全国中心,能起到中央调配的作用,有利于我国区域能源结构优化。
最后则是航运方面,三峡大坝建成势必使得上游水位抬高,过去的激流也会相对和缓甚至消失,进而令川江航道更适合通行,能够容纳万吨级货轮进出,对于航运来说极大利好。
甚至直到1989年4月份,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三峡工程仍旧存在争论,无论是赞成方还是反对方都有一定道理,保守估计至少还要五年才能商量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1994年12月,经过十余年的争鸣,中央终于形成统一的意见,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而后经过十二年的施工,期间中央政府排除万难,解决了人口迁徙、环境保护等等一系列难题后,2006年5月20日,三峡工程全线竣工,标志着桀骜千年的长江终于为中华人民所驯服。
尽管三峡大坝建成已有17年之久,但当初围绕工程产生的争论,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停歇,其中一个最令人关心的问题是:三峡大坝的常规使用的寿命究竟有多长?
关于这一点,1958年夏天毛主席便询问过负责长江水利的林一山先生,当时林一山回答说至少能使用200年,如果对泥沙淤积问题进行改进,寿命延长至400年也可能实现。
毛主席听到这番回答后有些失望,他认为这么庞大的工程,如果只能用个两三百年未免有些浪费了。
同样的雄心壮志也体现在周总理身上,同样是在1958年,周总理率中外专家考察三峡时就提出,要将三峡大坝作为千年大计来建设,希望它能像都江堰水利工程一样造福千年。
在八十年代工程论证开始之后,工程常规使用的寿命问题也成为争论焦点之一,当时比较悲观的观点当以黄万里教授为代表。
他认为不出十年,砂石淤积将导致川江航道陷入瘫痪,洪涝灾害将会加剧,届时也就必须炸掉三峡大坝。
所幸黄万里先生的预言并没有成真,根据大坝建成后的实时监测显示,水库泥沙淤积情况十分乐观,这得益于上游区域植树造林、库区山坡地退耕还林等治理水土流失措施的推行。
加之上游开发的水电站陆续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起到了拦截泥沙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泥沙淤积对三峡大坝的威胁微乎其微。
而在近些年来,关于三峡大坝“坝体变形”、“被迫开闸泄洪”的假新闻充斥着整个互联网,令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以为三峡大坝大限将近。
实际上这都是无良媒体炒作的结果,因为三峡大坝的坝址基岩是花岗岩,具有抗压能力强,透水性弱的优点,而大坝主体是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坚固程度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大坝管理者年年都会对大坝来维护,采取最先进的手段为大坝保健延寿,对大坝各个部位的机械进行更替,令其始终处于健康状态。
不过,三峡大坝光是具备超长的常规使用的寿命还不够,当初为了建设大坝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工程投资约2500亿元人民币,所以三峡工程带来的收益成为人类的关注重点。
当初孙中山先生引用国外专家的数据,判断大坝建成后可发电3000 多万马力,相当于2100万千瓦,而目前三峡和葛洲坝的总装机容量达2521.5 万千瓦,比之孙中山先生的预测犹有过之,也算是告慰了先生的在天之灵。
截止至2021年年底,三峡大坝累计发电达1.4万亿千瓦时,按照2021年城市居民用电的平均电价0.59元一度来算,三峡水电站创收已超越7000亿元人民币。
考虑到这个数据还需要算上历年的平均电价以及通胀情况,可能实际收益至少得折半,但也远超于了工程投资。
单从发电量上看,三峡工程已经回本,但是作为一项民生工程,三峡工程其实不能用回不回本来考虑。
自中华民族在长江流域生息繁衍开始,长江水患便是百姓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因洪涝造成的经济损失早已是天文数字。
三峡大坝横空出世后,长江中下游再无水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便是三峡大坝最大的收益。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三峡大坝的存在便彻底放松警惕,而是要时刻居安思危,因为十七年的岁月对于一个人来说或许十分漫长,但对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
只有始终以严谨的态度维护三峡工程,不断推动三峡工程的技术革新,才能为三峡工程赢得更多的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