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历史过错似乎已经无可辩驳。然而，一座失败工程近半个世纪的存在，一样能让周围对它产生深深的依赖。
车子在离大坝很远的管理站就停下了。身材粗壮的赵利民一路小跑着，把记者领到了大坝前的铁桥上。宣泄的黄河水伴着震耳的涛声，从数百米远的正前方翻卷而来，经过脚下时，激起大片湿漉漉的水雾。
1958年，赵利民5岁，在三门峡大坝当建筑工人的父亲就把他带到了这里。十几岁时，赵利民跟随父母漂泊到了陕西和河南交界处。上世纪70年代初，他重新再回到三门峡，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他和记者说：“我跟着父母漂泊了十几年，70年代初回到这里，我就不想再走了。如今三个姐姐和父亲都在这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他说话很溜，关于大坝前那个“中流砥柱”的典故，还有大坝蓄水多少，发电多少，他都能跟人说得头头是道。“老实说，我越来越离不开大坝了。”他告诉记者说，“碰到闹心的事，往这里一站就没事了。”
三门峡市位于大坝十五公里处，这个新兴的工业小城，是伴随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而崛起的。市区人口有30多万。
根据专家分析，三门峡库区两岸属于半干旱丘陵地区，地下水匮乏，而且与黄河水位关系紧密。1995年之前，三门峡市完全靠二十多眼深井抽水供给，地下水超采严重。最后造成城市供水能力严重不足。
第三水厂非汛期直接从水库的取水量，占三门峡用水总量的95%，是30万人口的城市生活用水和21家企业用水的主要水源。
研究水文泥沙的专家王育杰描述说，如果让水库低于318米运行，供水能力将极度影响三门峡市的工业和生活用水，因为水质和含沙量，增加水厂的运用成本，造成水厂运转困难。如果水库畅泄，水厂无法取水，将造成城市水荒。
如果失去三门峡水库，已经实施的城市规划，也将失去依托，“黄河游”、白天鹅观赏区等自然山水旅游景点将消失。
三门峡市旅游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50年代库区有鸭科鸟类9种，现在增加至12种，目前已经查明的有118种，天鹅、鸳鸯、大鸨这些珍贵的鸟，也开始陆续在库区出现。每年冬季至春季蓄水期，数万只白天鹅，就会集聚在库区戏水。
三门峡市旅游局市场处曹凯先生说，作为国家珍禽白天鹅和鹤类的栖息地，多年来库区200平方公里的水域慢慢的变成了维持本区域生态平衡的基本要素，并且已经成了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
“经过四十多年的运行，沿岸已形成依托水库的工农业格局和生态环境链。如果失去三门峡水库，11项大型的取水工程也将无用武之地。”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局有关人士忧心忡忡地说。
随着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来进行调整结论的作出，针对三门峡水利工程近半个世纪的争议也行将尘埃落定。
1956年12月和1957年3月，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认为建造三门峡水库，将要淹没的关中平原是中华文明最精华的所在，价值不能单纯用经济数字来衡量。
几个月后，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五天的会议，讨论这位年轻人的意见。在包括当时一些学界泰斗级人物的70名与会者中，支持这个年轻人观点的只有一个人。
今天，三门峡水电工程的历史功过再一次被审视。《外滩画报》就此事分别采访了温善章和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治理黄河成为了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政绩考核的亮点。当时中国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订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兴建水利工程的计划。
1955年，水利部召集学者工程师讨论这一计划，会议上，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由于黄河多泥沙，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会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不但发电目的达不到，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1956年5月，面对已成定局的三门峡大坝建设计划。黄万里向黄委会提出意见：三门峡水库应比360-370米为低，并建议“把六条施工导流供低洞留下，切勿堵死，以备他年泄水排沙减缓淤积之用”。
黄万里公开表示反对三门峡大坝建设之后，刚进电力部水电总局工作的温善章也先后两次向国务院和水利部呈述《对三门峡水电站的意见》。温善章提出水位在335米、容量90亿立方米的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
“1955年三门峡工程在全国人大全体通过的时候，我还在天津大学读书。我看了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很受鼓舞。但是觉得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报告里说，三门峡的计划蓄水位是350米，迁移人口60万人，淹没200万亩土地。”温善章回忆说，“1956年我毕业，在水电总局当实习生，看到蓄水位改成了360米，迁移人口90万，淹没350万亩耕地。我就忍不住了，用了半年时间写了个东西给国务院寄了出去。没有回音，我就给水利部长李葆华寄了一份。”
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经开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因此改建制为三门峡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就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的会议，征求意见。
“会议是在水利部一个小会议室召开的，当时的一些学界泰斗级的人物都参加了，有70人。主要就是讨论我的意见。讨论会开了15天，支持我观点的只有一个人。” 温善章说，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黄万里。
大会中，黄万里教授是惟一一位反对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人。也是因为他的这一主张，使得他在后来的“运动”中被打成，蒙冤23年。
在黄万里和张光斗共同的学生党治国整理的《三门峡争辩史料》中，转载了1957年6月18日以后的专题讨论会中黄万里和张光斗的发言记录。
黄万里（未经本人校阅）：三门峡以下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又同意把沙淤在三门峡以上呢？我认为现在的办法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
水土保持工作即使完成了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河床是动的现象，三门峡坝把黄河分为二大段，当然水土保持工作完成，泥沙会减少些，径流也可能小些，但总要带走泥沙。而淤积在上游，慢慢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等于说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但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也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的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可以把沙排下去。
张光斗（未经本人校阅）：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现在讨论中感到未知数太多，说不出一定怎么样最妥当。有人提出排沙，我认为如果不会使下游河道淤高的话可以多排些，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一些。拦沙排沙哪样好？排沙的话能排多少？虽然经过计算或是模型试验，都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因此在这些方面不要把自己束缚得太死。
问题不一定全能用计算说明，还要靠一定的判断，在总目标之下慢慢抬高水位，走着瞧，用运用中的事实修改计划。由于未知数很多，我们的工程措施也要有弹性才好。近期计划要不防碍将来的发展。有了计划也不一定全能照计划办，要看发展的情况而有所调整。
看上去这种想法似乎是摇摆不定，这是由于我们还不能掌握住它的规律，关于水土保持工作把握性不大，工作也非常艰巨，所以希望越早进行越好。
张光斗教授的话后来被一些人评价是开了“钓鱼工程”的先河。“一项工程的建设是应该事先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后才能制定出详细的施工计划的。怎么可以边干边看情况！”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圆说。
“修了坝，沙子就会留在上游。你们既然不赞成把沙子留在下游，那为什么赞成把沙子留在上游？”黄且圆回忆，这是她听到的父亲关于三门峡问题多次提过的一句话。
最后黄万里提议在修建三门峡大坝时留下六个施工排水洞不堵，以便日后排沙之用。这一提议得到全体赞成和国务院的批准，但由于最后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导致在施工时将排水洞全部堵死。
“到底当时参加会议的专家是不是没发现建三门峡大坝所带来的问题？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地方政府历来表态基本上是‘不同意’，但是中央决定了就服从。” 温善章说，“当时我们的要求就是要保持一致。还有就是不允许反对派存在。”
黄万里先生当时认为那些一致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们，实际上不是不懂其中的道理，但因为苏联专家说了能修，领导也说了能修，所以这些专家们就开始跟风，这些事情让黄万里先生非常愤慨。黄先生在1957年发表在一篇名为《花丛小语》的散文中，将这些专家形容成歌德派或是但丁派。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他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黄万里在《花丛小语》中写道。
1973年，经过领导照顾，黄万里被准许在监视下到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记者在黄万里后来写给领导的一封信中看到他当时在知道华县在三门峡建成后受到的灾害后写下的一首诗：
“三门峡是是决策失误。”温善章回忆，三门峡刚刚修好，蓄水刚刚超过潼关一点，移民就受不了。故土难离，陕西出了一本书《黄河大移民》，他们从富庶的关中迁到土地贫瘠的甘肃，过不下去就回来，回来之后得不到安排又迁回去，有的来来去去有4次之多，有的人两边生活上没着落。
但他们和逃难的不一样。他们本身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关中平原，而且生活还过得去。不管有没有明确表态，后来三门峡的功能几次改变，三门峡几次改建，这本身就说明是错了。
“如果不影响老百姓，能够拦沙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总是用技术问题来掩盖社会经济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技术失误。”温善章说。
温善章认为，当初如果不修三门峡，上游情况肯定是要好一些。但是渭河下游的情况却很难说，水利专业有句术语“大水大河，小水小河”，如果上游来水少，必然会出现河道萎缩，如果再出现了大水，可能就会出现灾害。今年的渭河大灾中，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哪个更多现在还很难说。全部归到三门峡也是不客观的。
温善章说，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年来，他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态度。
据温善章介绍，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提出过两个三门峡方案，蓄水一个是320米，一个是350米，但是考虑到淹没问题，他们更倾向于前一个。后来在40年代，美国人建议过在另一个地方修大坝，也可以实现防洪。修坝的地方，并不一定非要在三门峡，也不是说就没有替代方案。
“如果我们能够晚几年修建三门峡，替代方案会更多，也不至于打乱国民经济部署。当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晚个十几年，代价不会这么大。”温善章说。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记载：“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
在大坝建成42年之后，科学家再一次承认，当时三门峡高坝大库的建设的确是一个错误。
2003年10月11日，水利部召集相关省市及专家学者，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作方式专题调研会”。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做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再次开会讨论怎么来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的运用方式”的方案在会上依然被认为是处理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共同呼吁：三门峡水库应该尽快停止蓄水和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