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全球一度进入了反思水电开发的高潮。国际舆论曾一致认为由于现代水库的移民的困难太大，今后移民人数众多的大型水电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当1994年我国向世界宣布有百万移民的三峡工程开工的时候，很多国家都认为移民超过百万的三峡不可能最终建成。然而，当2003年三峡工程按期蓄水发电的之后，真的让全世界为之一振。中国的三峡工程移民不仅成功了，而且，还让很多移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政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了：对于发展中国家水库移民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从而也坚定了全球依靠水电开发，解决贫困和日益严峻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决心。
为了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2004年联合国建议将落实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的“千年行动计划”的水电可持续发展会议在中国的三峡召开。后来中国政府建议可以在北京开会，会后组织代表在去三峡考察。会上来自世界各国政府官员、企业领导和各水电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500多人，一起讨论了开发水电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并通过了促进全球水电开发的《北京宣言》。
与会的代表对于我国的水库移民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来自联合国机构的官员水管理高级顾问JohnBriscoe在会上热情的号召，把中国水库移民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世界去。曾经亲身参与了中国二滩和小浪底工程的移民工作的世界银行中国部主任DavidDollar先生，深有感触地说，通过世行水电项目二滩和小浪底移民的妥善安置，他相信三峡工程移民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
三峡移民的成功在于什么呢？一方面主要是我们的移民工作做的细致到位，补偿标准是合理的，确实能让移民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三峡的舆论宣传工作做得好，抑制了少数人对补偿互相攀比、多多益善，甚至想通过闹事大捞一把的不正常心态。全社会和所有的移民，都以一种搬迁是在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做贡献的荣誉感。人是有思想的动物，精神力量的作用是一定不可以忽视的。所以，三峡的移民一般都不会特别的斤斤计较，更不会无理取闹。否则他们可能会承受较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最近，随着我们国家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深入，一些人认为过去三峡那种靠正面宣传和思想教育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已经过时了。但事实却似乎不支持这一观点。高度民主化的美国当年通过全民大讨论，全社会对水电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他们整个社会对水电建设的正面舆论宣传，比起我国的三峡工程丝毫也不逊色，舆论导向为美国水电的顺利开发立下了汗马功劳。最近我国广州铁路的一个项目拆迁中，曾遭遇到14户钉子户的长期。在经济补偿条件总也谈不下来的情况下，广东省政府通过发动正面舆论宣传，大力强调该铁路建设的社会公益作用。让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舆论压力，最后所有钉子户都不得不放弃无理的过分要求。这些国内外的实例，都充分证明了无论是在什么社会形态下，思想教育舆论宣传的及其重要的作用都是不能缺位的。
除此之外，在水库移民问题上发展中国家还有某些后发展的优势。我国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早就说过，因为水电淹没区经常是深山峡谷，移民原来所居住的地方的条件比较艰苦，群众普遍比较贫困，大都希望能够通过移民改变现状。连联合国的官员考察之后，也承认中国库区百姓大都非常愿意当移民。“要想富，进水库”在我国是一句很现实的歇后语。在中国，所有的水库封库令都是限制移民人数的增加，因为几乎所有的库区周围的居民，都无一例外的希望自己也能被划进移民的范围。为何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一些偏僻山区农民的生活还比较贫困，他们具有着强烈的利用工程建设脱贫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家以往水库移民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大多数水库移民还是得到了实惠，否则，实现当中早就不会再有大家还都争着抢着当水库移民的情况了。
尽管一些反对水电的宣传材料，经常能找出一些因水库移民而变得更贫困的个案进行炒作，但是，只要一说到水库移民的整体情况，我们往往都能发现其漏洞。例如，有人说漫湾水电站建成后，当地村民都得靠捡破烂为生了。然而，几百人的水电站产生的生活垃圾，怎会是养活200多人的村子呢？实际上那些所谓破烂的村民不仅都是享受低保补贴的居民，而且还比一般的城镇低保人员多享有水库后期扶植基金。再比如，2004年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说“我国1600万水库移民中，有1000万还是贫困人口”。但后来查明，那些数据是根据联合国的人均一天亿美元的标准统计的。如果用这个贫困标准衡量当年全国农民的收入，则有三分之二还都处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国水库移民中贫困人口的比列，还是低于全国农民的。这一些数据也与大多数水库移民得到了实惠，很多人至今还都愿意当水库移民的真实的情况相吻合。
除此之外，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我国的国土整治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即便没有一点工程建设，政府也有责任把一些不适于人类居住地区的居民迁移出来。例如，怒江地区的50万人口中，至今还有几万人居住在危险的地质滑坡体上，政府每年有限的扶贫资金只能搬迁极少数的生态移民。因此，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民众都强烈希望可以通过水电建设的移民，早日把居住在滑坡体上的居民迁移走。再比如像我国汶川地震中遭受灭顶之灾的北川县城，早在地震前就曾考虑过整体搬迁。但是，由于没足够的经费一直没能实现。而我国大渡河上的瀑布沟水电工程所搬迁的汉源县城，也是同北川县城一样处于地质灾害的威胁下的人口稠密区。不过，它比北川幸运的是，能有机会利用水电建设在地震灾害来临前得到了整体的搬迁。总之，无论是脱贫还是避险，水库移民都是我们执政为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机遇。
当然，我们绝不能说我国的水库移民就没问题。必须要承认，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把水库移民移出中国社会。因此，社会腐败现象和各种严重的三农问题同样会困扰着我们的水库移民工作。我们在评价某些具体的水库移民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历史的、客观的评价我国的水库移民。分清楚目前水库移民存在的困境，有多少是因我们工作的失误造成的，有多少是由于我们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客观环境的必然反映。必须承认，我们的祖国以前相当一段时间的基本国策是优先发展工业，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因此，当年我们对水电移民的补偿，也不可能跳出这个政策大环境，具体标准不可能很高。中国工业经济的原始积累来自包括水库移民在内的广大农村，这是一个不容改变的历史事实。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我国的经济能力增强，开始了反哺农业之后，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为此，也曾有舆论错误地认为水电开发的主要受益者是流域内的政府部门和相关水电企业，利益受损的群体主要是流域内的普通人群。要知道我国的水电不仅普遍承担着防洪、灌溉、航运等巨大的社会公益责任，而且还在电网中起着平抑电价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水电低电价的实际收益人，不仅包括移民也包括整个国家和全国的普通民众。在国家发展和水库移民脱贫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因为分配制度上还有缺陷，就非要干“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蠢事。更何况，水电替代化石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作用，将是我们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毫无疑问，水电开发和水库移民既是挑战，更是我们的祖国发展的机遇。
